“‘新一线城市’和二线城市有很多落户优惠政策。”小鲁说，“我投了几份成都和杭州的工作。毕竟和首都相比，那里的工作和生活压力都要小一些。”

　　“逃离北上广”再引热议，源于多地落户政策的密集出台。其中，武汉、长沙、成都、济南等多个省会城市或重点城市，向高校毕业生等人才伸出橄榄枝。“租房就可落户”“先就业再落户”“发放购房补贴”等政策频出，被形容为“抢人大战”。与此同时，积分落户等落户限制条件，亦出现在各地的户籍新政当中，渐成“标配”。

　　二线城市放宽 完善落户制度

　　记者梳理发现，在已经出台户籍新政的省会城市和重点城市中，均对落户设定了积分或限制条件。

　　例如，河南郑州在落户条件中明确，对参加城镇社会保险的年限要求不得超过2年；江西南昌则要求有合法稳定住所（含租赁）满2年，并按规定参加城镇社保；福建厦门提出，进一步完善落户政策，按照国务院有关政策要求，建立积分落户制度；湖北武汉提出，在中心城区实行积分落户制度，但放宽开发区、新城区区域落户条件。

　　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、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孙文凯说，各大城市密集出台户籍新政，是在中央户籍改革的大框架内进行的，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举措。

　　2014年，国务院印发《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》。意见提出，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，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。其中，城区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城市，要适度控制落户规模和节奏，可以对合法稳定就业的范围等作出较严格的规定，也可结合本地实际，建立积分落户制度；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城市，则要建立完善积分落户制度。

　　2016年，《关于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》则提出，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要以具有合法稳定就业和合法稳定住所（含租赁）、参加城镇社会保险年限、连续居住年限等为主要依据，区分城市的主城区、郊区、新区等区域，分类制定落户政策，重点解决符合条件的普通劳动者落户问题。

　　专家指出，特大城市设置落户门槛，是为了解决公共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。通过积分等条件加以控制，以使城市有序发展，实现转型。

　　吸引专业人才 优惠政策频出

　　对于针对一般人群的落户门槛，各大城市对于高校毕业生可谓是“大门常打开”。为了吸引专业人才落户，各地争相“放大招”。

　　江苏南京提出，高校毕业生可直接申请落户；湖北武汉规定，毕业3年内无需买房即可申请落户；山东济南则全面放开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限制；四川成都可以凭毕业证落户；湖南长沙推行“先落户后就业”。

　　对于住房等“痛点”，这些城市也纷纷推出“大礼包”。有的只要租房即可落户，有的还为毕业生提供租房、购房补贴。

　　武汉将建设3605套大学生人才公寓，面向毕业3年内留在武汉创业就业的无房大学生，最长租期可达3年；南京规定，符合相关条件的高校毕业生，可申请30平方米左右的公租房或600至1000元的租赁补贴；长沙对到当地工作的高校毕业生，两年内发放租房和生活补贴，最高每年可达1.5万元，博士、硕士毕业生首次购房，可获得3万元至6万元的购房补贴。

　　对于高端人才，各地同样不吝资金支持。厦门对一流顶尖团队给予1000万元至1亿元资助；长沙未来5年将投入百亿以上资金，吸引储备100万人才；到杭州工作的硕士以上学历人员和归国留学人员，有机会获得一次性生活补贴2万至3万元。

　　专家认为，一些地方限制一般人口增长，但是仍会大力引进专业人才，以谋求产业发展，增强经济活力。

　　孙文凯说，省会城市及重要中心城市“抢人才”，其实是在控制人口规模的前提下，增加了某方面的权重，使得专业人才更容易落户。

　　户口并非万能 尚需综合施策

　　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公报显示，2016年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7.35%，比上年末提高1.25个百分点；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1.2%，比上年末提高1.3个百分点。全国农民工总量28171万人，比上年增长1.5%。其中，外出农民工16934万人，增长0.3%。

　　按照有关规划，2020年要实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%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%，各地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比2013年缩小2个百分点以上。

　　孙文凯说，从一系列数据可以看出，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与中等发达国家仍有不小的差距。国际经验显示，这一阶段人口仍将持续向大城市流入。因此，小城市放开、大城市控制的户口迁移政策，仍要维持相当长的时间。

　　尽管敞开怀抱招纳英才，但各大城市的人才流入却有些冷热不均。新政实施后，有的城市“门庭若市”，有的城市却“门可罗雀”。

　　对此，孙文凯表示，户口不能“包治百病”，只是“锦上添花”。如果没有优良的经济条件，户口的吸引力就大大降低了。尤其是对于中西部城市而言，同样的政策，与沿海城市相比，集聚效应就消了不少。

　　受访专家表示，下一步的户籍改革，不能避重就轻，要啃硬骨头。孙文凯认为，从户籍改革思路来说，一定要顺应经济规律，减少大城市的人口流入壁垒。为此，应增加人口流入地区的中央转移支付。

　　“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，‘投靠型’城镇化趋势会愈发明显。过去是农民工进城，未来老人、孩子也会一起进城，对应的城市公共财政支出压力也会增大。”孙文凯说，除此之外，统筹社会保障也同样重要。

　　此外，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，交通拥堵、环境污染等“城市病”，与城市规划能力的不足关系密切。专家认为，要用合理的城市管理和规划，解决城镇化过程中的负面问题。

　　一线城市收紧 控制人口增量

　　来自猎聘网的数据显示，今年一季度，全国人才净流入率最高的城市中，杭州、深圳、武汉、西安、苏州名列前五。北京、上海、广州虽名列前十，但人才流入率已低于很多二线城市。

　　有学者指出，人才从特大城市流向二线、三线城市，可以优化国家人才配置，促进中、小城市更好地发展。

　　房价高企、落户不易，种种因素导致北京等一线城市的人才流入率放缓。今年，对于高校非京籍生源毕业生，北京依然实施户口指标“总量封顶”，且将继续大幅缩减。此前，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就业报告已显示，2016年，两校毕业生的留京率就已跌破50%。

　　孙文凯认为，北京给户口指标设限，是希望通过控制“国有企业、政府机关、事业单位”等国有部门的户口指标数量，来限制人口增量。但是从实施情况来看，虽然对于调整人口规模有一定影响，但对人口总量的影响不大。

　　“决定人口总量的关键因素还是经济规律。”孙文凯说，户口作为一项公共福利，更多地起到“锦上添花”的作用。至于能不能就业、能挣多少钱，户籍政策的影响不大。

　　孙文凯指出，虽然对限制人口增长作用不大，但是户籍政策对于人口结构调整还是有一定影响。

　　专业人才会因户口留在北京；农民工等群体，即便没有户口，可能也不会离开；而中间层的人才，到二线城市能够拿到户口，生活压力也小，就会离开北京。

　　专家认为，长此以往，北京等中国一线城市可能会和欧美大城市一样，出现中间层人才不足的现象。

　　孙文凯说，这一现象是随着市场规律自发形成的，有一定的合理性。但是现有的户口制度和户籍改革思路，也加剧了人才分层的过程。他建议，应根据情况适时、适当调整相关政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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